六月关中,暑气大盛。
然而于关中百姓而言,比起过往夏日畏旱抢水,比起去岁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对蝗祸的忧惧,这个酷暑过得酣畅非常。
家中十几乃至几十石麦子,地里新种的几十亩豆、糜,总算让他们生出某种踏实之感。
大河左近的临晋,乃是蝗祸最先显迹之地,五月蝗虫大起之时,此县仍旧受了影响,但百姓昼夜诱蝗捕蝗娴熟不已,蝗群终究没成气候,绝大多数麦田得以保全。
类似『总算活下去了』的感叹,在冯翊几十个农庄间口耳相传,百姓逢人便问『吃了吗』,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田间地头,村舍树下,不乏『丞相恩德、大汉恩德』这般话语,无不发自肺腑。
毕竟祖祖辈辈,何曾听说过蝗祸将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即便是乡间最年长的耆老,翻遍记忆,也只有蝗虫过境后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已。
而如今,大汉来了,丞相来了,他们活下来了,竟连蝗祸都止住了。
如此这般,民间感恩戴德,竟有人提议,欲给大汉天子、大汉丞相立生祠供奉。
对于这些饱历战乱,难捱严冬,在饿死边缘苦苦挣扎的黎庶而言,地里的收成便是天,谁让他们活命,他们便认谁。
但立生祠还是太过逾礼,郭攸之跟陈祗二人与百姓好说歹说,终于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
关中百姓麦收结束,豪强富户田里的粟却正在最关键的灌浆期,关中各地坞堡庄园,无数族长耆老在确认蝗灾已被朝廷控制,不会波及到自家田产后,私下亦是感慨万千。
面对此等天灾,以往朝廷官府不过天子减膳,罢黜三公,又或徒劳祈禳,推诿塞责而已,如大汉这般,以雷霆手段动员全境,务实灭蝗,且当真卓有成效者,古往今来都可谓独一份的存在了。
这份担当与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务实举措,终究为大汉赢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轻士子的由衷叹服。
唯独那些原本囤积了大量粟米,准备待蝗灾大起、粮价飞涨时大发横财的粮商,
望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粮和市面上相对平稳、甚至在麦收后略有下挫的粮价,捶胸顿足,将怨气咽回肚里,暗骂几句官家多事。
十余万关东俘虏组成的官屯,安定南迁的羌汉之民,几千府兵,以及农庄百姓耕作之地,大多是新垦的生地,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
亩产核算下来,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差些的不过七八斗,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
这个数字,与关中、蜀中亩产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自然不高。
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耕作又近乎于刀耕火种,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亩产同样算不得高,即便是所谓的熟地,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产。
所以说,一石二斗的平均产粮,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
而六月中旬,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
若天公作美,秋天再收一轮,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产了。
至此,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
常理而言,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想要实现以麦代粟,往往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的普及。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类似于官方知道『代田法』好,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
好在关中一片废墟,百姓连粮种都匮乏,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借贷的是麦种,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
且在官屯、农庄体制下,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租借官牛,典农官、典农吏与屯内、庄内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选种、深耕、轮作之法。
一岁以来颇有成效,百姓乐之。
可以想见,只要这般下去,待生地两三年后养成熟田,铁制农具与耕作技术进一步普及,那么关中百姓户有余财、家有余粮是必然之事。
正因如此,麦收过后,原本对加入农庄持观望态度的自耕农,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强大宗坞堡庄园内的佃户、荫户,纷纷找到就近的农庄恳请加入。
朝廷对此来者不拒,迅速将这一千余户新附之民编入现有农庄。
有了左冯翊的经验,加上太学生一年以来又出了不少典农官,朝廷便在京兆尹、右扶风,先后设下了十余座农庄。
二郡零散的自耕农,以及那些自愿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佃户,眼看着朝廷分田分地,提供种种实惠政策,哪里还不识好歹?
十几座农庄,得户四千余户,一万八千余口,其中近三千户都是不曾在籍的荫户。
荫户向来是民不举、官不究的老大难问题,为了争取『民心』,朝廷不可能刚入主关中就施雷霆手段,而如今荫户主动脱离豪强大宗,豪强大宗自是无敢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