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试点区域内,因民间纠纷引发的重复报警率下降了18%。”
“通过律师前置介入,提供法律指引和调解方案,成功分流了25%的非紧急、非警务类纠纷,有效为一线民警减负。”
“这里是比对数据。”
周明远的目光转向赵为民。
“该区域赴区级及以上信访部门的初信初访量,同比压降了32%。”
“这些,大多是过去容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矛盾纠纷。”
“我们实打实解决了不少。”
32%!
这个数字让在座的几位领导交换了一下眼神,连李建国的眉梢都微微动了一下。
信访压力是基层治理的晴雨表,这个降幅极具说服力。
“数据的背后,其实是工作模式的改变。”
周明远继续深化论述。
“我们要求派驻的法律工作人员,不能坐在办公室等案子,而是要主动融入社区网格。”
“警企共建之下,我们明理公司也有了一定的公信力背书,和社区网格员建立了联动机制。”
“每当网格员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联动平台推送给我们驻点法律工作人员。”
“法律明白人提前介入,提供法律咨询,往往能在矛盾激化前就起到灭火作用。”
“比如前段时间,有户居民因为装修垃圾堆放问题与物业和邻居关系紧张,网格员发现后,我们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释权利义务,协助制定了合理的垃圾清运方案,避免了后续可能的冲突和投诉。”
“好的。”
赵为民点了点头,显然对这个数据十分满意。
“小周,我还有个实操方面的问题。”
李建国这时开口问道。
“比如你们工作人员在处置现场,尤其是在公安也在场的情况下,他的身份和权责怎么界定?”
“如果当事人不认可律师调解,或者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与现场警情的初步判断有不一致的地方,你们这个协作机制怎么运行?”
“你们怎么保证中立和公正,或者说你们是市场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带有倾向性?”
姜还是老的辣,李建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有些风险,他一眼就能发现。
只不过,周明远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应答。
“李书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考虑过了。”
“首先,关于身份界定,我们非常明确,在警企共建机制中,我们明理公司是辅助性、支持性的角色。”
“我们的定位是法律明白人、调解员,不是执法主体。”
“所有现场处置,以公安机关指挥为主导,我们在法律框架内提供专业支持。”
“针对这方面,明理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手册和边界清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清晰明了。”
李建国揉着下巴,表示肯定:“可以。”
“其次,关于协调机制。”
“我们与试点派出所建立了分级响应和会商机制。”
“对于一般纠纷,驻点工作人员独立开展调解;对于复杂或可能升级的,实行联合调解,公安干警负责秩序和治安判断,我们负责法律分析和方案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