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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1章 修订内务府条例（第6页）

马佳绍英闻言，眸光骤然一凝，旋即化为深深的叹服。这一安排，真正实现了

“钱、权、人”三项分离：

定价权：由内务府（总管）、皇室（醇亲王或近侍太监）共掌，互相制约。

执行与付款权：仍归广储司常规流程，但受到基准价格限制与民国核查处监督。

特殊款项管理权：则剥离出来，交给素有清名、且与内务府旧利益网络瓜葛较少的郑孝胥单独负责，并直通御前。

如此，任何一方都无法独揽从定价到支款的全部流程，极大地增加了贪墨的难度与风险。

而郑孝胥此人，素有才名，自负清流，让他掌管这“钱匣子”，既是对他的一种任用与考验，也是借他之力，在腐朽的内务府体系中打入一个可靠的楔子。

郑孝胥与内务府旧利益网络瓜葛较少，用他如同引入一股“活水”来搅动“死潭”。他的刚直与名利之心，正可用来严格管束款项，同时其密奏能成为皇帝刺探内务府实情的另一只眼睛。

郑孝胥并非无欲无求的纯臣。

他抱负极大，自视甚高，且对“恢复大清”有远超常人的执念。让他接触核心财权，犹如将一柄利剑置于匣中。

用之得当，可斩奸邪；若其心渐生异志，或被人利用，这“直通御前”的密奏之权与独立财权，也可能成为将来巨大的隐患。

这步棋，既是妙手，也隐伏着长远的风险，考验着皇帝未来的驾驭之术。

“皇上思虑周详，制衡之术，已得精髓。”

马佳绍英长长一揖，这一次，心服口服，“钱、权、人三分离，环环相扣，互相监视。

寻常采购，利薄而章法严；贵重之物，权分而监督密。更有郑孝胥独掌余款，直达天听……奴才以为，此制若行，内务府采买之积弊，虽不能言顷刻尽除，然其根已断，其源将竭。假以时日，必能廓清！”

此番“钱、权、人”三项分离的定策，看似是为遏制贪腐、提高效率，实则是一招更深邃的

“制度性棋局”

，其精妙之处远超表面文章。

以“合规”规避民国监察

新制最大的屏障，在于其表面上的

高度合规性。民国核查机构最易攻击的，是“虚报价格”和“账目不清”。

如今，寻常采购绑定公开市价，浮动微末且有明文规定；贵重物品采购则有亲王或御前太监联合监督，流程透明。

所有账目皆有可查之据、可循之规。民国特派员纵有怀疑，也难以从这看似严整的章程中找到公然违法之处。

这实则为皇室在民国法度下，赢得了一层珍贵的

“合规操作空间”。

而内务府旧弊根源在于“一言堂”与“一条线”的系统性贪污。新制将采购流程拆解，使定价、执行、余款管理三权分立，且分属不同利益阵营。

内务府总管（马佳绍英）：拥有定价商议权和执行主导权，但无法触碰可能产生灰色利益的“余款”。

醇亲王或御前太监：代表皇权现场监督，形成制衡，但其权责仅限于特定贵重采购，不涉日常。

广储司郎中（郑孝胥）：独立掌管最敏感的特殊款项，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嵌入旧体系的一枚“皇家钉子”。

任何人想重复旧式贪腐，必须同时打通这三个彼此独立且互相监视的环节，难度与风险呈几何级数增加，从而从制度上

扼杀了大规模、系统性贪腐的土壤。

以“分权”防范权臣架空内务府，这是最隐晦也最核心的一层。皇帝虽年幼，已深谙权力不可独授。

确保内务府总管无法独揽：马佳绍英虽总领事务，但定价受核、用款受监、余款无权过问，其权力被严格限制在行政执行层面。

而醇亲王仅有监督之名而无日常行政之实；郑孝胥虽掌“钱匣子”，却无定价与采买之权；皇帝通过牢牢掌控最终审批（朱批特许）和听取郑孝胥密奏，成为所有权力流最终交汇与仲裁的唯一中心。

这实质上构建了一个

以皇帝为枢纽，各方相互牵制、互为依托的权力网络，彻底杜绝了再出现一个能够架空内务府、进而架空皇权的“权臣”的可能性。

此制于内务府推行，绝非风平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