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一头扎进书房,而是主动拿起抹布,帮着妻子收拾餐桌。陈芸看着丈夫的背影,眼眶微微有些发热。她太熟悉他办案时的状态了:眉头永远是紧锁的,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即使人坐在家里,灵魂也仿佛留在了单位。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都是凝滞的,她连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打扰到他紧绷的思绪。
而现在,他眉宇间那股化不开的凝重正在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淀下来的平和。他会饶有兴致地陪儿子下盘棋,会在晚饭后陪她一起到楼下散步,甚至还有心情摆弄阳台上那几盆快要被他遗忘的多肉。
一天晚上,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郑建国看着看着,头一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均匀的呼吸声在安静的客厅里响起,陈芸关掉电视,拿来一条薄毯轻轻给他盖上。灯光下,她端详着丈夫的睡颜,发现他紧锁的眉头已经完全舒展开来。
有多久没见他睡得这么安稳了?陈芸在心里默默地想。她知道,那个案子结束了。虽然丈夫从未对她详谈过案件的任何细节,但她能从他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那场无声战役的惨烈与结束后的释然。
家里的气氛,就像解冻的河流,重新变得轻松而温暖。
这片刻的安宁,持续了大约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一座城市发生许多细微的变化,比如街角的银杏树叶开始泛黄,早晚的空气里带上了一丝凉意。对于郑建国来说,这段时间他系统地处理了手头的积压工作,还抽空参加了两次全局的业务培训,生活仿佛真的回归了正轨。
那天下午,郑建国正在办公室研究“城西电信诈骗案”的初步案情,电脑右下角内部通讯软件的图标突然闪烁起来。他点开一看,是法院书记员发来的一条消息:“郑队,王伟明案的判决书电子版已经下发,请注意查收。”
郑建国的心跳没有漏掉半拍,甚至连握着鼠标的手都稳稳当当。他平静地回复了一个“收到,谢谢”,然后点开附件,打开了那份以国徽为抬头的pdF文件。
判决书的行文庄重而严谨,一条条罗列着被告人的罪状和法院认定的事实。郑建国直接将滚动条拉到最后,目光落在了那几行加粗的黑色宋体字上:
“被告人王伟明,犯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李娟,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被告人刘海……”
屏幕上冰冷的法律条文,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对每一个罪行都做出了精确的切割与衡量。郑建国逐字逐句地看过去,脸上没有太多情绪波动,既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也没有尘埃落定的激动。这一切,仿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就像一道数学题,经过严谨的演算,最终必然会得出那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于他而言,这只是他经手的无数案件中,又一个正常的终结。正义得到了伸张,罪恶受到了惩罚,法律的尊严得以维护。他的使命,在将王伟明等人送上法庭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判决,不过是为这场漫长的追逐画上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句号。
他关掉判决书,起身走到窗边。窗外,天空高远,云淡风轻。他想起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时,面对的是一团乱麻般的线索和几乎无法撼动的对手;想起在审讯室里与王伟明的心理博弈;想起团队成员们为了一个证据熬过的无数个通宵……那些艰辛的画面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又被窗外的平静所冲淡。
他回到座位,将判决书的电子版打印出来,连同之前所有的案卷材料一起,郑重地放进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他用打码机在档案袋的封条上打上“绝密”和归档日期,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然后,他拿起电话,向上级领导作了简要汇报:“领导,王伟明案判了……十五年……嗯,好的,后续的资产追缴和线索深挖工作我们还在继续。”
电话那头,领导对专案组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但郑建国只是平静地听着,简单地应了几句。荣誉和赞美,对他来说远不如将罪犯绳之以法那一刻的踏实感来得重要。
之后的一周,便进入了案件最后的“清扫战场”阶段。郑建国带领小李和几名年轻警员,开始对案件的全部材料进行整理归档。这是一个浩大而枯燥的工程。办公室里,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小山似的卷宗、物证照片、讯问笔录和各类法律文书。
“小李,这份是刘海的第二次讯问笔录,核对一下签字和日期有没有问题。”
“小王,技术科出具的电子证据鉴定报告,记得要一式三份,一份入正卷,一份入副卷,一份我们自己留底。”
郑建国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图书管理员,指挥着大家将这些承载着案件全部信息的碎片,分门别类,一丝不苟地整理归位。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偶尔响起的是文件打孔机“咔嚓”的清脆声响。
在整理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线索。比如,在清查行贿企业的账目时,发现有几笔小额的“咨询费”流向了其他几个单位的公职人员。这些线索虽然与王伟明主案关联不大,但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郑建国也不能放过。
他把老王和另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叫到身边,指着账本上的几处标记说道:“这几笔钱,数额不大,但时间点很可疑。你们俩悄悄跟一下,先不要惊动对方,摸清情况再说。”他顿了顿,补充道,“现在大案刚结,我们人手也紧张,调查规模不用铺得太大,重点核查,点到为止。”
他心里清楚,反腐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王伟明案这棵大树虽然倒了,但从它身上抖落下来的这些“跳蚤”,也需要逐一清理。这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过程,需要的是水滴石穿的耐心和韧性。
当最后一本卷宗被装进档案盒,贴上封条时,窗外的夕阳正将整个办公室染成一片金色。郑建国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着那整整齐齐码放了一墙的档案盒,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一个案子,从发生到终结,就像经历了一次完整的生命周期。而他们,就是这段生命周期的记录者和守护者。
随着档案入库,那座压在心头数月的大山终于被彻底搬开。办公室里关于王伟明的话题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警情、新的案件。郑建国的生活与工作,也像一列驶过崎岖山路的火车,终于重回平坦而熟悉的轨道。
他自己则重新投入到那些琐碎、繁杂,却构成了公安工作基石的日常事务中去。
轮到他值班的那个周五夜晚,城市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他坐在值班室里,空气中弥漫着泡面的香气和雨水带来的微凉湿气。电话铃声取代了曾经专案组的热线,响起的是五花八门的警情:有小区居民投诉楼上噪音扰民的,有年轻情侣吵架闹分手的,还有一个醉汉在烧烤摊闹事不给钱的。郑建国沉稳地接听、记录、分派任务,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凡而有条不紊。处理完一个扒窃案的笔录后,他看着窗外被霓虹灯映照得湿漉漉的街道,忽然觉得,这种由无数件“小事”构成的平安,才是他这份工作最真实的底色。
每周一的例会,也不再是充满火药味的案情分析会。会议室里,大家汇报的是上周的治安数据、辖区内的消防隐患排查,以及即将到来的社区防诈骗宣传活动。郑建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地听着,在本子上记录要点。他的思绪不再需要像绷紧的弓弦一样,时刻准备着捕捉案件的突破口,而是可以更宏观地去思考整个辖区的治安布局。
他的办公桌上,那份“城西电信诈骗案”的卷宗已经被打开,旁边还放着几份关于入室盗窃的协查通报。他一杯茶,一份报告,就能坐上一个下午。他看报告的速度不快,指尖会习惯性地在纸页的边缘摩挲,仿佛在与文字背后的案情进行无声的对话。这种状态,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从容。
日子就在这值班、开会、看报告的循环中,一天天过去。月底的时候,局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干警大会。
会议在局里的大礼堂举行,气氛庄严肃穆。几百名穿着笔挺警服的干警坐得整整齐齐,肩上的警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郑建国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就坐在队伍的中间,毫不起眼。
会议议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总结工作、部署任务。当分管刑侦的张局长走到发言台前时,郑建国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张局长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在整个礼堂回响,洪亮而有力:“同志们,这个月,我们成功办结了一起社会影响恶劣、案情极其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王伟明案。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表扬,以郑建国同志为首的专案组!”
话音刚落,一道追光灯“唰”地一下打在了郑建国他们所在的区域。周围的同事们纷纷投来注目礼,掌声如潮水般响起。
郑建国的脸颊微微有些发烫,他并不习惯成为焦点。他看到身边的小李激动地挺直了胸膛,老王也露出了含蓄而自豪的微笑。他自己则只是平静地注视着主席台,心中却泛起了一丝波澜。
他想到的不是荣耀,而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日日夜夜:是团队在堆积如山的银行流水中寻找蛛丝马迹的煎熬,是为获取关键证据而彻夜蹲守的疲惫,是审讯陷入僵局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压力。这些辛苦,此刻都化作了潮水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