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一万次别离》拍摄期间,自己曾经和小D他们去过一个叫蓝塘的北部村落,在那里能欣赏壮美的雪山、日出和日落。尤记得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户淳朴的村民家,那家的女主人会做好吃的酸乳酪和一种加了黄油不知道名字的煎饼,他们都是那样热情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试图打听他们的消息,辗转得知地震引发了雪崩,蓝塘村整个村子被吞没,几乎无人幸存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天,我对高医生说:“我准备去附近的村落看看。”
高医生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这太危险了,南医生,你理智一点,现在很多村庄都在被围困区域,很可能道路阻断,政府都无法到达,凭你一己之力能做什么?”
“没错,是很危险,可是我们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做好可能会有潜在危险的准备了吗?”
“在哪里救人都是救人,你为什么非要冒更大的危险去村庄?”
“高医生,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村庄可能有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被埋在瓦砾之下,如果没有人去对他们伸手的话,他们只能活活等死。”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的话说得很重,我以为高医生要骂我不可理喻,可他顿了一下,吐出四个字,“算我一个。”
我一时之间悲喜交加,感动地说:“谢谢你。”
当天晚上,高医生兴奋地告诉我有两个记者要赶去加德满都附近的村庄做报道,我们可以同行。
而我不知道,在我离开加德满都市区的几个小时之后,有一名中国籍男子旅途遥遥地赶到了这里,他高大冷峻,风尘仆仆。
他的身影穿梭在一个又一个重灾区,弯腰走进一个又一个的帐篷,满面焦虑地向所有人打听一名叫南江的中国籍女子的消息。
所到之处,山河破碎,城池尽毁,人人自危,空余风声呜咽。
夜色像怪兽一样将这座伤城笼罩,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绝望的、伤痛的气息,无尽荒凉,那人幽深的眼睛沉在夜色里,像狼眼一样闪闪发亮。
可是,如果你盯着那双眼睛看,会看到无限悲悯。
我们和那两位异国记者连夜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抵达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那里的情况并不比市区好,建筑已经无一完整,尽管从陆路或者用直升机运送物资并不难,但是受灾区域太广,政府和救援组织的援助还是顾不上来。
幸存的村民们只有老人和部分孩子抱团聚集在空旷处,他们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受了伤,而其他人没有等到救援,正在用自己的双手试图搜救和找寻可能还被埋在废墟里的亲人和同伴。
薄薄的月光下,我们打亮了手电筒,照着他们粗粝的沾满了灰白水泥和尘土的血迹模糊的双手。
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那样的画面。
在被疾病所累,被流言所指,被情感所困的时候,我也曾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刻,无数次想过,活得那么辛苦,为什么还要为了这残破的生命去坚持。
那时我还不明白,生命的庄严与肃穆就在于坚持,坚持与宿命抗争,输得一无所剩又何妨,至少努力过了。
当新一天的曙光普照大地的时候,一夜未眠的我和高医生已经累得几乎抬不起头。
地震发生时,幸存下来的村民多半在外面干活,受伤并不算严重。但其中有两位从屋里逃生,一个断了腿,还有一个伤得更严重,伤口因为拖延被感染了,如果我们再晚一点来,极有可能危及生命。
高医生是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我协助他为伤者做了处理之后,两位记者将伤者送去了医院。
下午,我给一个孩子包扎受伤的额头,孩子只有六岁,父母都在这场地震里丧生了,我蹲在不谙世事的他面前,看着他黝黑的小脸,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嵌在上面,像琉璃般清澈透明。
我感到喉间哽咽。
“南江。”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的。
那分明是我所熟悉的声音,可当时,我的精神处在一种悲伤恍惚的状态,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概是眼前的人和场景让我产生幻觉了吧,这样的幻觉,在那些孤枕难眠的深夜里,曾无数次出现过,我有不以为意的理由。
过了半分钟,高医生忽然走过来:“南医生,那个人是在叫你吗?”
我这才忽然意识到什么,迟缓地回过头去。
在这片遥远而贫瘠的土地上,在废墟和灰烬的夹缝间,一个熟悉的高大的身影正在朝着我飞奔而来。
我用力站起身,却感到腿脚一麻,一阵头晕目眩袭来,眼前也晕开一片浓雾,让我看不清他的样子。
大概是长时间没有休息好,有些贫血了,也可能是因为激动,双眼起了雾。
等我回过神来时,他人已经出现在我面前,不顾所有人的目光一把拥住我,抱得那样紧,我几乎喘不上气来,骨头都被勒疼了,喉咙更是嘶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而他也不说话。
直到感受到他坚韧的下巴深深地埋进我的发间,有滚烫的液体流下来,像四月的晴天突然落了热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