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的,不是修正一部史书,而是夺下修史的权力,建立新的规则。
次日,我以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名义,下达了一道席卷十三学舍的政令:联合编纂《寰宇实录》。
我为其立下五大支柱,作为全书纲领:
其一,实测山川。
所有山川地理,必须有工科坊舆地科的实测数据,附上地形沙盘图。
其二,万民问答。
所有风土人情,必须有巡行院学子深入地方采集的民谣、访谈记录。
其三,域外献图。
所有域外邦国,必须附上其使节或商贾亲手绘制并献上的地图、物产清单。
其四,考古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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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古代事迹,必须有出土的碑刻、器物、铭文作为佐证,附上拓片与勘验报告。
其五,信使日志。
所有对外交通,必须引用信风使团在途中的亲笔日志,记录每日所见所闻。
每一件事,必注明出处;每一条论断,皆可溯源。
消息传出,整个咸阳学界为之震动。
我更是亲笔为《寰宇实录》写下序言:“史者,非独记胜败兴亡,亦载格物致知,人心所向;非止颂君王功业,更录庶民之智,万邦之貌。”
最惊世骇俗的,是我在每一卷的卷首,都设立了一个名为“姜氏按语”的栏目,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史料进行分析、点评、勘误。
“妇人干史,点评古今,成何体统!乱了天下的纲常!”一名老儒在稷下学宫门前顿足捶胸,痛斥我的离经叛道。
我隔着窗棂看着这一幕,唇边泛起一丝冷峭的笑意。
他骂得对,我就是要乱了这“纲常”,这才是计划的第一步。
三日后,我以《寰宇实录》初稿编成、需请陛下斧正为由,请嬴政巡幸稷下学宫。
学宫最大的讲堂内,百官随行。
我没有安排歌舞,只在讲堂中央设了两张长案。
左边,是太史令那部金科玉律般的《秦记》;右边,则是我们刚刚赶制出的《寰宇实录》初稿。
“陛下,诸位大人,”我扬声道,“今日不谈经义,只做对勘。”
我命一名巡行院的优等生上前,正是轲生。
“请宣《秦记·西域考》。”
轲生朗声念道:“西境之外,民生凋敝,鲜有城郭,唯风沙漫漫,鸟兽绝迹。”
“停。”我抬手,转向右侧长案,那里早已铺开了数样物证。
“请展示《寰宇实录·乌垒考》。”
另一名学生立刻上前,先呈上一副由乌垒部落首领亲手绘制的、献给大秦皇帝的羊皮地图,上面用朱砂清晰标注了水源、绿洲与部落驻地——皮革温润,带着边疆牧民手掌的汗渍与烟火气,指尖摩挲其上,仿佛能触到戈壁深处那一口清泉的凉意。
接着,他又高高举起一封用粟特文写就的求水信,信纸薄脆泛黄,边缘微卷,隐约还能嗅到一丝干燥的沙尘气息;翻译诵读之时,那恳切语气如风穿耳,令人恍若置身干旱焦土。
最后,他展开了那张惊动朝野的敦煌双语碑拓片——墨迹沉实,石纹隐现,灯光下可见拓工精心拍打留下的细密凹痕,那是无数个夜晚伏案劳作的印记。
图文并茂,铁证如山。
左边的“风沙漫漫”,在右边的地图、信件、石碑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而苍白。
大殿内鸦雀无声,唯有烛火轻微噼啪作响,光影摇曳间,仿佛连时间也被钉住了。
我正欲下令继续宣读,忽见后排一名戴帻学子猛地站起,似要发言,却被身旁老者一把拽回,低语数句,面色铁青。
那青年低头坐下,拳头紧握,再未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