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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团练就是民兵，它和“勇”不同的是，“勇”是国家招募，吃公粮，团练则是后娘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

曾国藩就此分析归纳，得出了他的新军模样：它应该介于官勇和团练之间，又应兼二者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应该如官勇那样得到训练和整编；另一方面，它不应该被解散，它应该和八旗与绿营一样，存在是常态。

架子里知道填充什么内容，剩下的就是实行的问题。士兵来源主要是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绿营兵不收，集镇码头上油嘴滑舌之人不收，曾在衙门当差的书役、胥吏更不收。

至于军官，更是条件苛刻。他按理学标准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淡薄功利心，第四要能吃大苦耐大劳。

有人问他，这四条标准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曾国藩洋洋自得地回答：“第一条，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士兵不会心悦诚服，如果是头懒猪，则军务巨细都会废弛不治。

“第二条，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看你如猛虎出笼，当然会拼死向前。

“第三条，军官如汲汲名利，升他官稍晚，他就怨恨；给他薪水稍低，他就黯然伤神，如此，还有什么精力打仗？

“第四条，能吃大苦耐大劳，必须要身体强壮，每天都病怏怏的，敌人未来，自己先病死了，要了这种人就是累赘。”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其实这四条只是外在标准，我有一条最具天理的标准，那就是忠义血性。一个人只要有忠义血性，有崇高的政治思想，无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是妓院里的龟公，都能做我这支军队的军官。”

在士兵的编制上，曾国藩煞费苦心。这支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每营五百人。他按县籍编组分营，这些人能成为一个营，类似传销。他们呼朋引类，或是同族、或是同乡好友，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家都沾亲带故，所以在战场上能互相照顾，不肯轻弃战友。按县籍编立营头，还有一层深刻之意。指挥官所带的是他本籍贯的人所组成的营，他只能指挥他的营，却不能指挥别的营，但这些营都必须听从曾国藩的指挥。这就是“分而统之”的智慧，它能防止大权旁落。

除了这些，曾国藩最高明的创建就是把军队国家化变为军队私人化。他对全军训话说：“将来咱们必能建功立业，得到朝廷的赏赐。可你们给我记住，无论你被朝廷授予什么官职，哪怕是一品大员，只要在你们上级面前，必须要毫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也就是说，朝廷的排名和在我这里的排名是不同的。”

这是政治教育，终这支湘军一生，政治教育都是它的主旋律。曾国藩的政治教育就是理学教育，他把理学的种种规定很巧妙地融进军队中，要他们守纪律，不得扰民，不守纪律、扰乱民众就是伤天害理，不必军法处置，老天就会收拾他。他要士兵们唤醒内心的良知，为国为民贡献全部力量，消灭长毛匪，让天理正常循环，让人心归于平静。

曾国藩的口才是无敌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曾国藩都会喝掉大量清水，原因只有一个，他口干舌燥。任是谁，站在高台上对着下面一群仰面如听圣人讲道的人说上三四个时辰，都会口干舌燥。开始，这些乡巴佬看到曾国藩挥汗如雨、张牙舞爪的样子，都偷偷嬉笑。但后来，曾国藩不厌其烦的毅力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认真倾听，而且听出了许多微言大义，深深为从前的所作所为懊悔流泪，并暗暗发誓将来要重新做人，为解放被长毛匪蹂躏地区的百姓贡献全部力量。

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曾国藩对朋友说：“人啊不论贤愚，无论美丑，更不论知识的有无，只要他有良心，就能被教育。不过话说回来，教育这些乡巴佬还真不容易，虽不敢说点顽石之头，也是苦口滴杜鹃之血。”

软件和硬件都大致齐备，曾国藩把精力投到水军上，这是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除了曾国藩，恐怕没有人敢尝试，因为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曾氏军舰

现在，我们把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在衡州建立的这支新军称为湘军，意为湖南人的军队。陆军建设，之前有“大团”的创建经验，还算容易，难的是水军。

曾国藩到衡州打了两个旗号，一是剿匪，二是为江忠源练军。这两个旗号也非纯是幌子，比如剿匪，湘军的陆军多次在衡州周边和小股叛乱交火，成绩不俗。再比如为江忠源练军，曾国藩也的确和江忠源进行着频繁的沟通，事无巨细。他所以要下决心创建水军，也是和江忠源多次沟通的结果。

江忠源是太平军叛乱初期和太平军打交道最多也最扎实的清朝将领，在多次的交锋中，江忠源发现，太平军在江南的势如破竹很多时候都得益于陆军和水军的亲密协作。他们往往利用长江下游水乡泽国的地理形势，水陆并进，唇齿相依，行动迅捷，攻守自如。

江忠源去信曾国藩说：“长毛贼如今占据了沿江的南京、镇江、安庆等战略要地，三面陆地，一面临江，我军虽全力进攻，长毛贼却能轻易化解。因为他们能海陆救护以牵制我们的兵力，搞得我们总是焦头烂额，有力使不上。要想收复长毛贼占据的沿江城市，必须先拿到制江权，要想拿到制江权，必须干掉敌船，要想干掉敌船，你想想，咱们该怎么办？”

曾国藩回信：“建一支水军！”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旱鸭子，虽然生活在南方，但大多数时间都读书了，连船的大致构造都搞不明白。这就只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白手起家。

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州找了个池塘建立船厂，开始制造战船。他把湖南全省数得上的能工巧匠都请到衡州，大家召开特大型会议，探讨建船。会议听取了曾国藩关于建立世界第一水军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工匠们各抒己见。有的工匠诚实回答，船身上精美的雕饰他天下无二，但造船不会。还有的工匠临时抱佛脚翻鲁班遗书，其余的工匠觉得这是政府工程，应该能大赚一笔，所以劝曾国藩别建战船，因为他们最擅长造战车。

曾国藩垂头丧气，会议结束后，他再次感悟到凡事都要靠自己的格言，端坐在床上开始“格物致知”。格了好久，他没有格出战船的制造方法，却格出了不必造战船的堂皇理由。他叫来湘军的巨柱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说：“战船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吧，如果船大，太笨重，行进起来不方便；如果船小，在水浪中会晃动，必不能战。”

三人认真想了下，觉得有道理。曾国藩就拿出自己的主张：“咱们制造木排，这东西既免于笨重，又不会晃动，实在是水上第一利器。”

王錱一笑，带着点嘲讽：“我读了那么多书，从未见过有人用木排当战船的。”

罗泽南犀利地看了徒弟王錱一眼：“你还是读书少！”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信徒，曾国藩说牛能飞，他都信，所以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咱什么时候开始？”

制造木排，费不了多少工夫，很快，一支庞大的木排就制造出来，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弟兄们站在河边，看木排试水。顺流时还可以，但逆水行进时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稍遇风浪，木排不必等敌人来攻就自我终结。

曾国藩在哄笑声中收场，他闭门思考，终于否定木排，又把思路拉回木船上。凡事都要靠自己，曾国藩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推开大门，喊了一声：“来啊，给我纸笔。”

他要自己设计战船！

曾国藩不是胡闹，也非闭门造船。湖南有赛龙舟的传统，曾国藩就按照龙舟的样子画出几条战船，当然他还做了些改进。比如把龙舟加宽，木板加厚，把龙舟的“龙头”制造成几根尖锐的木桩，作为冲击敌人战船的刺刀。

“曾氏军舰”制造完毕，曾国藩下令在河边试水，湘军弟兄们又来观看，嘻嘻哈哈中，曾国藩感觉他们是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