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六月,京城已入了夏。
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日渐炽烈的阳光下,沉默地蒸腾着往昔的威严。
自醇亲王载沣于月初轻车简从,悄然离京南下天津后,这座庞大的宫城,仿佛一艘失去了最后一道外部缆绳的巨舰,虽仍漂浮于水面,却更深刻地陷入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内在的凝滞之中。
从隆裕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溥仪,到四位太妃(瑾妃、瑜妃、珣妃、瑨妃),再到内务府大臣世续、绍英,以及各级官员、太监、宫女,所有人的生活似乎都依旧按部就班,维持着天家应有的体面与规矩。
隆裕皇太后的起居依旧定时定点。
她或在长春宫佛堂内焚香诵经,香烟缭绕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忧悒与疲惫;
她手中仍会接到由内务府呈递上来的、用黄绫裱封的“奏折”,但那多是关于宫内用度、祭祀典礼的例行公文。
所幸这些呈递上来的奏折,只须再复核一遍,查阅皇帝处理手段是否妥当!不似从前那般耗费思绪精力。
然而那份《退位诏书》与《优待条件》的副本,始终仿佛是一座无形的山,压在她的心头,也框定了她所有的活动范围。她不再过问宫墙外的风云变幻,或者说,她已无力过问。
皇帝凌霄的世界则是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太监和嬷嬷们的簇拥下,他的生活被严格规范在紫禁城几座宫殿之间。
每日固定同伴读们读书、习字、锻炼骑射,偶尔参加一些必须的宫内仪式,与各位太妃请安问候。
更多的便是每日散学后,在养心殿内和内务府总管大臣马佳绍英进行询问,商议处理各种奏折事物,进行批阅。
载沣的离开,对凌霄而言,或许只是生活中某个模糊的背景人物的缺席,但却在处理宫廷事务中时刻受着醇亲王载沣的影响。
凌霄时刻忧心醇亲王载沣南下天津后的一系列举措行动,每每有电报或书信传递至紫禁城,总是无比关心。
四位太妃深居各自宫中,日子过得更是波澜不惊。
她们的生活重心似乎只剩下礼佛、针黹和遵循着繁复的宫规度过每一天。她们彼此之间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距离,共同维系着这后宫表面上的平静。
改革后的内务府成了这座紫禁城实际运转的核心。
总管大臣们每日依旧点卯、议事,处理着皇宫内部庞大而琐碎的事务:发放俸银、采办物资、筹备祭祀、修缮宫殿、管理皇庄田产……一切似乎都与从前无异。
但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如今他们管理的,不再是一个统治天下的帝国中枢,而仅仅是一个依据《优待条件》存在的、特殊的“小朝廷”。
更是有民国政府袁大总统按插了审核部门至内务府,对内务府每一笔资金用途进行监管、审核、批复。
他们的权力止步于宫门,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精心维护一个巨大而珍贵的历史标本。
各级官员、太监、宫女们,也依旧循着旧日的轨迹,小心翼翼地完成着自己的分内工作。
洒扫、值守、传膳、司仪……动作依旧恭敬,礼仪依旧周全。只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
往日的宫闱秘事、权力倾轧,似乎都随着时代洪流的冲击而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对未来的茫然。
他们如同这座宫殿里的精密零件,依旧在转动,却不知这架庞大的机器将驶向何方。
载沣的离去,像抽走了最后一丝与外部现实强权直接联系的底气。
整个紫禁城,从太后到洒扫太监,都更加彻底地缩回了自己的壳里。
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着,用一种近乎固执的循规蹈矩,来对抗宫墙外那个已然天翻地覆的世界,维持着爱新觉罗家族最后的一抹尊严与幻影。
宫墙内外,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