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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章 北归（第2页）

赵尔巽喝过茶水，再派人去打听，醇亲王近日可曾接触过各国领事？

待下属退下后，他凝视着书桌上东北发来的电报，详细讲述了自己离开后，奉天的局势变化。

若是自己继续主政东北，陡然改变政治主张，那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应对之法……

若回去继续任职东北，面临的直接问题便是内部政治难以整合、外部日俄高压威逼、改革资源缺乏这三大核心困境。

东北内部现实便是：政治矛盾与改革阻力双重夹击。

其清末“镇压革命党”的旧账难消，立宪派、革命残余势力对其转向共和的诚意存疑，易遭“投机”指责，改革难获广泛信任。

而吉、黑两省都督早有自主诉求，即便赵尔巽主动分权，也可能因利益分配不均引发新矛盾；

地方宗族、豪强势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会阻挠财税、土地等改革。

东三省民生凋敝，改革需大量资金投入，而财政依赖中央与地方税源，一旦举措触及民众短期利益（如新增赋税支持工业），易引发民怨。

面对外部，日本觊觎东北资源与铁路权，俄国图谋外蒙古及东北北部利益，二者绝不会容忍东北出现强势自主的治理者，会通过经济封锁、军事挑衅、扶持代理人等手段施压，逼迫其出让主权（如矿产、铁路控制权）。

此时袁世凯领导的中央政府诸多表现，在洋人面前软弱不堪，难以给予实质支持；国际社会奉行“弱肉强食”，其“积极外交”难获有效响应，大概率陷入“既遭列强逼宫，又无外援可依”的困境。

重回东北后，既要摆脱清末“顽固派”标签、迎合共和潮流，又要安抚手下旧部（多为清末官僚、新军旧将），立场摇摆易导致“两头不讨好”，甚至引发内部哗变。

然而军事建设、经济改革、民生改善均需巨额资金与技术，而东北本土产业薄弱，外资引入需让渡核心利益，中央拨款有限，易陷入“改革停滞”或“主权受损”的二选一困境。

就是向袁世凯表明，自己将以全新的身份重回东北。

只有使自己能够超越自身遗老身份，改变政治方向，选择留在奉天都督的职位上并效忠民国。

赵尔巽可以预料到对东北的治理将会是一场在刀尖上跳舞的艰难平衡。

重回东北要推行新的施政方针，首先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变。

赵尔巽思索良久，决定返回东北之前，同时向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以及东北奉天政府发出电报声明。

公开宣布效忠中华民国，承认共和制度，与其效忠的清王朝做彻底的政治切割。

必须与袁世凯中央政府建立新的互信关系，争取中央的支持，同时抑制政府行政体系内的顽固保守势力，吸纳和支持拥护共和的新派人物。

从过去的“皇权任命”转向寻求“地方士绅、商界和新兴知识分子”的支持，构建新的统治基础。

只有确保在此基础上，推行一套“在维护中央统一的前提下，确保东北利益最大化”的施政方略，才能够有足够的分量，协助皇室的布局，为皇室的长久生存多一份力量保障。

但要东北利益最大化，无非就是强军与整肃主动经济开发均衡外交内政与民生

赵尔??写下未完成的《东三省防务条陈》，墨迹未干的日俄觊觎四字力透纸背。

回去后首要任务便是强化个人权威与军权，只有牢牢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强力镇压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此次败露的满蒙独立运动），同时整顿军队，打造一支既能维持内部稳定，又能对外产生一定威慑的武装力量。

才是首要根本。

争取对外宣称服从中央袁世凯调令，但在人事、财政和外交（尤其是对日俄事务）上会极力争取最大的自主权，形成一种“奉人治奉”的格局。

这实际上成为后来奉系军阀集团的早期雏形。

经济与民生可借鉴张之洞等洋务派同僚的经验，大力兴办近代化工业，特别是军工、矿冶、纺织等。

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和农业优势，鼓励垦荒，建立农产品加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