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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即将全面展开时，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就为是否要轰炸蒙古机场而红过脸，当时参谋本部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苏军的报复，关东军不听，硬是把参谋本部甩在一边，越权作出了轰炸决定。

在日本陆军这个圈子里，输赢从来都是原罪，越权轰炸只是第一桩，其他烂谷子的事也都让参谋本部给陆续倒了出来。

比如参谋本部曾征求关东军的意见，想把归参谋本部直辖、驻于青岛的第5师团拨给关东军，以增强对苏作战的实力，未料热脸贴了冷屁股。植田一口回绝，说关东军完全能自己搞定苏军，用不着第5师团插手。

看到事后第23师团鼻青脸肿的惨样，参谋本部别提有多火了：难道我的第5师团比特设师团还要差，你跟我较得着这个劲吗？

上级的脸已经明显黑了下来，但关东军似乎一点都觉察不出，照旧我行我素，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高傲。参谋本部翻旧账，他们就找资本——

是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从而为日本开辟了数倍疆土？是我们关东军！

是谁创建和训练了日本在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使日本在大陆实施进攻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力支援？还是我们关东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平时就是相互利用，参谋本部利用关东军的影响力，来提供自己在国内政治界的地位，乃至与本国政府直接对抗，而关东军也趁机坐大，俨然以日本在大陆的“小政府”自居。

参谋本部养虎成患，那只虎越来越不听招呼了。

1939年7月16日晨，苏联空军轰炸齐齐哈尔西南的富拉尔基江桥。显而易见，这是苏联缓过手后，针对日军轰炸塔木斯克基地一事展开的报复。

关东军一边在东北边境实行灯火管制，进入一线战备，一边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要求也对苏军的蒙古机场进行轰炸，反正一句话，不能白挨打。

1939年7月17日，关东军收到了参谋本部的答复，参谋本部否决了轰炸提议，并且告诫他们“注意隐忍”。

不能轰炸也就算了，“隐忍”两个字让参谋们很是不爽。他们捏着拳头大叫：“说话能不能打打草稿，什么叫隐忍，隐忍就是对苏军屈服，就是污辱日本帝国！”

看来，非得来点干货不行了。作战课立即给小松原发去急电，催促他尽快确定总攻时间，以便启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

电报发去很多封，却没动静。原因是小松原非常犹豫，除了炮兵尚未到位外，这位前敌指挥官面前还摆着一堆烂账，里面有两笔账最让他头疼。

第一笔账，原先是正数，如今成了负数：步兵。

日军步兵曾是小松原的骄傲，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无论射击还是格斗，其单兵技术都被认为远在苏军之上。可是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打响不到半个月，损兵折将已达万人，关东军增拨的那两千多老兵也很快就被填进了无底洞。

因为伤亡过大，前线补充了大量新兵，仅在第23师团的步兵联队中，就有三分之一是补充兵。在狙击手和远程重炮的袭击下，这些补充兵时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若是立即投入大战，难保不尿裤子。

谁也不是天生的老兵，小松原相信，只要在前线多待上几天，新也能变成老，让他更为忧心的是下面这个。

第二笔账，原先就是负数，如今还是负数，而且负得更加可怕：补给。

因为补给缓慢，小松原曾对着师团勤务部长大光其火。勤务部长实在扛不住，竟然开枪自杀了。

其实这哪是勤务部长那小肩膀能扛的呢？辻政信认为，相对于苏军，日军的兵站线占有优势。地图上一量，的确很短，不过只限于地图。

阿尔山这条线就不用提了，路上不知道有多难走，光说从海拉尔到诺门罕，看着距离很短，不到两百公里，可是你得看是用什么工具在拉。

与苏军大量使用载重汽车不同，马拉大车是日军师团的基本运输方式。平板车拉上一趟，至少需八天，牛还要慢，途中得耗上十天，而且不管是牛还是马，抑或押车的人，全都得吃东西，所以车上不能全装军用物资，起码须用一半空间放食物，这样使得辎重部队每次运到将军庙的物资都少得可怜，也慢得可怜。

东西来得本来就慢，好不容易囤积了一些，苏军又不肯放过——经过轰炸机群对日军后方持续的夜间轰炸，仅将军庙一地，小松原就先后损失了50多吨物资。

日军的弹药粮草由此变得十分紧张。因为缺乏蔬菜，士兵们在驻营地四处寻觅，想找点野菜，但是周围连点绿色都很难找到，到处都是干枯的杂草和一种被士兵们称作“诺门罕樱花”的野花。

除此之外，自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以来，就一直困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