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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她年龄小，父母在给她选择婆家时是费了心血的。这倒不是说二妹长得难看，嫁不出去。事实恰恰相反，村里人都说二妹长得像二姑年青时那样好看，而二姑小时候就是村里人公认的袭人女孩，人见人爱。由此可见二妹容貌非同一般。正如此，前来提亲的人很多，二妹自己也看上一家。父母不点头，二妹也没办法。最终在离村五六里的向阳村，给她找了一个婆家。男人姓于，人们传说此家底富裕，属大户人家。而我家不富，可也不贫，首先称道的是家教好，有礼义，属礼仪之家，说门当户对男财女貌是不过分的。

二妹男人小名叫平子，大名叫于贵平，生于一九六六年农历八月十二。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他有四个姐姐，早已成了人家的人。可来往还是少不了的。况且就他这么一个男孩，又数他最小，说娇生惯养是事实，却没有好吃懒坐的恶习，自然与其父母教育有关。

说不来是二妹夫父亲（于遐林，生于一九三零年农历五月二十八）的父亲（于宝生，笔名于志端），还是二妹夫父亲的祖父（于成玉，笔名于学良），反正是上几辈人的事情，从小做些生意，由于人缘好，买卖也公道合理，又以信义为本，不贪财物，因而受到乡人敬佩。后来生意做大了，一直把生意做到现在新疆那个地方，在过去就属于外国了。跑外做生意，首先是冒险，失些钱财是小事，能不能活着回来才是问题。总之是社会环境不好，其次是艰苦异常。人常说买卖人挣得是辛苦钱，不辛苦怎能挣到钱呢？这儿说的艰苦是指生活的。我知道的是吃生莜面，不管能否消化，不管是否对人体有害，反正是“鸡鸣早行天”。行路前先把大碗生莜面塞进肚里充饥，然后行路。不过辛苦归辛苦，钱财倒也挣回不少，从现在他们使用的铜器和瓷器用品来看，那确是珍品。

还有让二妹婆婆她老人家“卖掉”的那些信封。在这儿不敢说价值连城，也能卖它个四五十万元的。这就是没文化的悲哀了。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他们看着那些烂纸纸，就认为不值钱，没有价值。对于那些玩古之人来说，正是凭借村里人这种心理才得逞的。

有钱人家人丁不旺，似乎是一条真理。把这句真理用在二妹婆家，似乎又是真理中的真理了。二妹男人是抱养来的，下来又是一子，他就是叫我大舅的文清，学名叫于凯，一九八七年农历三月初七出生，现在已经长成小伙子了。人长得像电影明星似的，高高的个子，两只大眼睛充满善良。令人敬佩的是他小小年纪，竟然言必行、行必果，从不因为自己年青而失言。并且礼仪有加，与人相处，以善为先，与人共事，严己宽人，天生一副大家风范。学了一门技术，现在代县某个铁矿开铲车，一月工资二千多元。二妹还有一个女孩，名叫于水清，也叫于洋，生于*年农历四月初二，在忻州铁路技校学了二年，现在也参加工作了。

这样的家庭，对二妹来说，应该说是幸福的。

因为几代单传，二妹公公在世时还让她多生几个孩子，可赶上国家计划生育这个时期，你想多生也会受到国家限制。只生一个孩子是国家一项基本国策，限制二胎杜绝三胎是制度。有钱也不行。好在平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强壮多了，文清和洋洋的身体也很健康。

二妹公公身体一向很好，前几年病了一场，在医院住了几天，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按理说没有事情了，谁知二零零四年农历二月二这天，他老人家执意要到苏村看戏，戏没看完，他老人家竟吐血而亡，走了……

二妹婆婆的身体一向不好，身体瘦弱是一回事，年龄大了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在她老人家不愁衣食住行，也不必替子女们担忧，只是正常饮食起居，免去了请医生看病，花钱无所谓，有所谓的是让儿女们操心。古人有句俗语：吉人自有天相。相信她老人家福如东海的同时，也会寿比南山的。

三妹名叫张润莲，生于一九七四年农历七月十二，属虎，小名叫三妞。初中毕业后，在村里教过几年书，也写过几首诗。后随夫进城，先后在一家私企、编辑部、电视台、山西工人报社从事文字与新闻工作，现任太平洋保险公司忻州营销部主任。

二弟名叫张德昌，生于一九七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子时，属马，小名二旦。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湖北工学院，爱好书法，闲余时也与诗为友。为人处事，大有父亲风范。大学期间，又是全校师生万人瞩目的对象，历任校共青团委书记、校刊编辑部总编、校学生会主席等职。现在浙江宁波市一家私企工作（好像是做饮水机或净水器的），任公司老总秘书，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娶妻大元，湖北人氏，随弟居住宁波，亦从事企管工作。

三妞与二旦爱好文学，有可能受我影响所致。因为年龄因素，我们来往并不很多。他俩属于新时期的年青人，有理想，有抱负，也有远大志向。相反的是，我与大妹二妹却是另外一种人生，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

我想，把“距离产生美”这句话，用在我们弟妹五人之间，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儿子：我骄傲

我的儿子：我骄傲

在本书开头，我曾提起过村里一位人，他老人家是我的异族叔父邢天仓，也是我和爱人成亲的“媒汉”。这个时间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从吕梁回来，父母就给我张罗亲事，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在外漂泊，想调回忻州，想回到父母身边。于是就寻找往回调动的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是夫妻两地生活。我想起了自己的婚姻，况且我已到了结婚的年龄。

那年我二十三岁。

那年冬天不怎么寒冷，雪花遍野，连树枝上也挂满了白白的雪绒。父母和我说，我觉得也行。于是就准备定婚。第二年春天，双方择一吉日，请双方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宣布此事，人人脸上挂着喜糖和欢笑，在大街上遇到所有的人，他们都为我俩祝贺。

我和爱人也同祝贺的人说：同喜同喜。然后举手作揖。假期到了，我要走，记得还给爱人留了一个信物。现在想不起那个信物是什么了，总之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于是，那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和爱人在吕梁地区供销社食堂举行了结婚典礼仪式。二十八天之后，我调回忻州。父母于当年农历十月初六，在村里又给我俩举行了一次结婚典礼仪式。一九八六年正月初七，就有了儿子的到来。

儿子一生下来，体重有四公斤多。因为胎儿大，不好生，医生建议剖腹产。当时在医院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初七小子，初八闺女。意思是说：初七这天生下的孩子都是男孩子，初八这天生下的孩子都是女孩子。

村里人有这个讲究：买地要买洼洼地，娶老婆要娶墩墩的。意思是洼地能聚雨水，不怕天旱，娶老婆要娶墩墩的，意思是母壮儿肥。儿子的出生，正应了这句俗语的正确。初为人父，我是非常高兴的。高兴之余，身上自然又多了一份责任。那时我的工资偏低，一月才挣四十一元钱。这些工资养活三口人，还是有些艰辛，好在爱人手紧，平时也很仔细，从不乱花钱。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一家三口还是非常美满的，也是幸福的。

有一事需要注明，就是小儿刚生下来时特别爱哭。尤其是在晚上，怎么办？我与爱人商量了一下，买了一辆童车，把儿子放进去之后，我就在地区供销社院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儿子就睡着了。后来这个办法也不灵了，我打开从吕梁买来的那个录音机，儿子一边听音乐，一边就睡着了。

儿子小时候非常胖，爱人给他买了一顶“地主帽”。因住的地方离东风电影院近，因此，一到星期天，或者是下班之后，我和爱人就抱上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去的次数多，连卖票的工作人员都成了朋友，之后就不用买票了，多会想进去，多会就进去，除非里面不演电影。那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二年多时间。好像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儿子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就那样反复地看，连续地看，有些台词我都能背下来了，儿子还不愿意回家呢！

后来，因为爱人要工作，我也要上班，儿子怎么办？身边没有一个老人，只好把儿子送进东街村办幼儿园，当时儿子才十六个月。每天送儿子去幼儿园，那真是叫人心疼啊！儿子要跟我走，我还不能呆在旁边看，越看越心酸，越看越心疼，只好恨心走，不回头，心里流着泪……东街幼儿园园长宫润芳（取其音）是看着儿子长大的，儿子也是在她老人家的怀抱里长大的。在东街幼儿园，儿子一呆就是四年，幼儿小班上了二年，幼儿大班上了二年，为以后上小学升初中读高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