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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第2页）

于今我仍记得相当清楚，信中还有这么一段：

我永远忘不了你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一定加倍努力地学习。我向你发誓，我要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李四光！

这段话令我恼火透了。我想，你成了李四光的时候，我可能仍在这儿修理地球呐！成为李四光的机会也曾经向我招过手哇……

我把他的信在宿舍里当众大声读了一遍，点燃了一种普遍的嫉妒情绪。众人在嫉妒的促使之下，纷纷用刻薄的话骂他。仿佛推荐和选举他去上大学之后，才认清他是个坏蛋。并且都那么后悔造成一次机会成全了他。

听着那些骂他的话，我的心理才平衡了些。我当众把他的信撕了，投进炉子里……

那一个晚上大家因为他的信而普遍失眠，争先恐后地揭露他是一个坏蛋的“行径”。又是揭露，又是灵魂分析，又是道德批判。总之，我们在一个晚上将他的人品判了十二次死刑。大家心照不宣竭尽全力地歪曲一个事实。那个事实便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排长，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曾那么关心，那么维护，那么真诚，那么可亲可爱过……

那一个晚上我发现，出于嫉妒，仅仅是出于嫉妒，而把一个好人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只要齐心协力，就是件非常简单的事儿。只要有人带头，人人津津乐道，谁也不会感到罪过。

只有我一个人的良心稍稍感到了一点儿不安。因为我总觉得他会知道那一个晚上的事……后来我又收到了他的几封信，却始终没回过他一封信。倒不再是由于嫉妒，而是觉得，经过那一个晚上，我已没资格与他通信了。

两年后我也上了大学，手拿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竟不由得产生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感。也不由得想到杨文林，内心弥漫着羞愧。再后来天各一方，常想给他写信，却不知该寄往何地。

一九八五年我回哈尔滨，几位中学联系好了，春节初二晚上，在老师家聚会。忽然有一位问：“咦，杨文林这小子怎么姗姗来迟？”我马上追问：“他也在哈尔滨吗？”老师说：“应该在吧！今天这一次聚会，是他用书信发起的嘛！难道你不是接到他的信才来的吗？”我一时嗫嚅不已。

我的确在几个月前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因为当时忙乱，并未细看。于是大家纷纷向我询问他的情况——分配在哪个省，结婚了没有，有小孩了没有，当上个什么官儿没有？等等等等。我却一问三不知。

老师向我投来了满腹狐疑和略带谴责的一瞥。老师说：“人生有三种关系是值得特别珍惜的。初恋之情、患难之交、中学之间的友谊。中学是有别于大学的。大学，因为‘大’了，则普遍是理性所宥的关系，难免掺杂世故的成分。但在中学之间，永远会保持一种少男少女时代的真诚。这种真诚是人内心里的情感之根。即使后来学得很世故的人，在中学之间，往往也会羞于施展世故。就算是当上了总统的人，见了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也会忘记自己是总统；而见了大学，却不由自主地常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已然是总统。你们说我的话有没有点儿道理呀？”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又变得像当年的中学生聆听老师教导的样子，心悦诚服地点头不止。

我感到老师的话似乎是专冲我一个人说的。尽管我明白是我太多心，尽管我明白，我和杨文林之间的关系，老师肯定毫无所知，几位也肯定毫无所知。

大家一边包饺子，一边谈论杨文林，谈论他中学时的林林总总，憨诚得令人发哏的事儿。显然，大家都巴望他一下子就出现。

我既希望他像变魔术般一下子就出现在老师家里，又希望他不来。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当年我曾怎样嫉妒他，就羞愧得无地自容。虽然我已是三十好几的男人，却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他，面对我当年的情感罪过。当年那一种嫉妒和因此产生的卑污心理，由于是对我的中学时代的挚友，由于是曾作祟在我尚该更纯净些的年轻的灵魂中，使我常感到像自己年轻时染过梅毒一样……

开始吃饺子的时候，杨文林还没来，大家都彻底失望了。不料突然有人敲门，第一个站起来的竟是老师。“他来了！”老师说，急急地去开门。却不是杨文林，而是一位陌生的男人，四十五六岁，披一身雪花。老师诧异地问：“您找谁？”那人反问：“您就是孙桂珍老师吧？”老师更加诧异地点了一下头。那人一边拍打身上的雪花，一边说：“我就找您呀！杨文林让我来的。”大家一听，不由得一齐离开桌子，围向那人，和老师一起替他拍打身上的雪花。“嘿，您家住这条胡同，真难找。杨文林托我给你们带来了东西！”那人从门外拎进一个沉甸甸的粗糙木板钉成的包装箱。

大家纷纷给他让座、敬茶、敬烟，请他脱大衣，请他一块儿吃饺子，向他询问杨文林的情况。老师这会儿倒插不上嘴了，默默坐在一旁，期待着他的回答。

那是个慢性子的人。他不慌不忙地说：“你们问这么多，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对杨文林，我什么也不了解。我不认识他，根本就没见过他，只知道他是野外三队的副队长，而我是五队的。这箱子，已转了好几双手了。每个转手的人都嘱咐一次——务必在初二晚上送到。结果这使命最后落在我身上，我都不知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刚下火车，东西寄存在车站，还没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送这箱子。现在我得走了……”

那人说着站起来，戴上帽子就往外走。茶也没喝一口，烟也没吸一支，大家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也不好挽留……那人走后，老师和我们不由得都望着箱子。“这个杨文林！”老师喃喃道：“他给我的信中保证了会回哈尔滨的嘛！谁打开它呀？”于是我们七手八脚打开了箱子。箱子里是些拳头般大的矿石，还有一封信。我抢先将那封信拿在手，望望老师，迫不及待地抽出信纸就读：

老师，们：

你们好！我不能回哈尔滨了。当你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员们，仍在我当年下乡之地的一座山脚下。外面正刮着暴风雪，队员们都睡了，我打着手电写这封短信。十几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我背后这一座大山。当年我们在这儿发现了蕴藏极其丰富的铜矿。附近的几座山中，可能还有金矿、银矿和铬矿。

请老师和们原谅我不能实现相聚之约。我们地质工作者，好比天地一沙鸥。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后天会在哪儿，自己都说不定。开句玩笑，连雌雁都不乐意与我们为伴……

这几块铜矿石，托人捎去，给老师和们留作纪念吧！我也没什么别的更好的东西相赠。倘老师和们喜欢，开出金矿和银矿，我保证再送你们一人一块含金的和含银的矿石。

在我们地质工作者看来，矿石是像花一样千姿百态，也是像花一样很美的……

杨文林

我读完信，大家都陷入深思。

有一位自言自语：“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口吃不口吃了？”问得认真，没谁笑。

又一位说：“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介绍了一种自我矫正口吃的方法。我一定得把这本杂志找到寄给他！”

我立刻表示支持：“对对。我想，他现在肯定还口吃……”

老师将信从我手中讨过去，看了一会儿，问大家：“你们可知道，咱们班的女中，还有哪一个没成家？”大家面面相觑，却无人回答什么。老师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也知道，她们都成家了。都三十六七岁的人了嘛！天地一沙鸥……好像出自哪首唐诗……”老师就想。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吃罢饺子，我们各自向老师聊起十多年中的坎坷奋进，忧喜哀乐，一时都把杨文林忘了。互相握手分别时，老师提醒大家一人带走一块矿石，大家才又想起杨文林。

老师说：“明年，还是春节，还是初二，还在我家相聚，你们看好不好？”大家都说好，都说，一定要把杨文林约回哈尔滨。就算他是杨五郎，不管他到时又在哪座山“修行”，也得把他请下山……我刚欲开口把这“任务”揽下，老师说：“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写信！我的面子，到底要比你们的面子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