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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眩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岑麒麟没有当眩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