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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脖,”脖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道。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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