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妻子赶紧拉住他,不让他说下去。
郑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流言”这头猛兽一旦被放出牢笼,会比火焰本身造成更大的破坏。他示意那个激动的年轻人坐下,冷静地说:“小王,有话慢慢说。外面那些没有根据的传言,不要轻信。政府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调查?等到什么时候?”小王的情绪丝毫没有平复,“我们那条街上,家家户户现在都跟惊弓之鸟一样。晚上谁家狗叫一声,全胡同的灯都亮了!我们两口子,现在晚上都不敢睡死,轮流守夜,床边就放着水桶和灭火器!您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妻子在一旁抹着眼泪,抽泣着说:“我们……我们隔壁的张裁缝家,昨天晚上把缝纫机都搬到亲戚家去了,说怕被烧了。还有东头卖酱菜的李奶奶,都八十了,吓得心脏病犯了,连夜被儿子接走了……郑乡长,再这么下去,不用等拆迁,我们自己就先被吓跑了!”
这对年轻夫妇的哭诉,像两把尖刀,深深刺痛了郑建国。他看到的,不再是地图上冷冰冰的红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被恐惧笼罩、夜不能寐的家庭。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和他正在处理的“日常工作”,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荒谬和无力。他批阅的道路硬化申请,能铺到这些惶恐的人心里吗?他发放的农业补贴,能买来他们失去的安全感吗?
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如果不尽快查清真相,抓住那个在暗中点火的魔鬼,这种恐慌还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整个旧城区。
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恐慌会催生猜忌,邻里之间会因为一点火星而反目;恐慌会放大矛盾,原本只是补偿款的经济纠纷,可能会演变成暴力的对抗;
恐慌最终会彻底摧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让所有的安抚和承诺都变成笑话。
这一天晚上,郑建国又一次留在了办公室加班。
夜已经深了,整栋乡政府大楼都陷入了沉寂,只有他这一扇窗户还透出疲惫的灯光。白天接待商户时听到的那些哭诉和恐惧,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让他无法安然入睡。他索性铺开那张巨大的旧城区地图,将自己收集的所有资料——工商档案、商户名单、火灾报告、乃至李卫东私下透露的那些疑点——全部摊开,试图从这片信息的汪洋中,再打捞出一些被遗漏的线索。
桌上的茶已经凉透,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正准备起身再泡一杯时,办公室那台老旧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撕裂寂静的铃声。
“铃——!铃——!”
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这铃声显得格外突兀和惊心。郑建国的心猛地一跳,谁会在这个时间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他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是上级对他的报告有批示了?
他怀着一丝紧张和期待,快步走过去抓起了听筒。
“喂,你好,城关乡政府。”
“……喂?”
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他熟悉的任何一位领导或同事的声音,而是一个极为陌生的、被刻意压低了的男声。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紧张和喘息,背景音里还有些微弱的、像是风声又像是电流的杂音。
“是……是郑乡长吗?郑建国,郑乡长?”对方小心翼翼地确认着,仿佛每说一个字都在提防着什么。
郑建国皱起了眉头,警惕地问道:“我是郑建国,请问你是哪位?”
“您别管我是谁,”对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成了耳语,“我就是……就是城东市场的一个商户。我信得过您,郑乡长。前几天我听隔壁老王说,只有您是真正在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查着火的事,所以……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城东市场?”郑建国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城东市场,正是地图上那条由火灾组成的“死亡之路”延伸下去的下一个重要节点!
他的呼吸不自觉地放轻了,用尽可能平稳的声音说:“你慢慢说,不要急,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很安全。你发现了什么?”
对方似乎在电话那头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用极快的语速说道:“郑乡-长,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有些不对劲。有几个可疑的人,总是在我们市场里转悠。”
“可疑的人?”郑建国立刻坐直了身体,抓起了桌上的笔,翻开了一个新的笔记本。
“对!”对方的语气肯定起来,“我们这市场,来的都是熟客,谁是买东西的,谁是逛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可那几个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仔细说说。”郑建国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引导力。
“他们一般是两个人一起,一高一瘦。高的那个像根竹竿,总戴着个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矮的那个有点壮,跟在他后面。他们不买东西,也不问价钱,就是到处转,到处看。看的还不是摊位上的货,而是看我们这房子的梁,看电线杆子,还老往那些没人走的后巷里钻。”
听到“电线”,郑建国握笔的手猛地一紧。之前的几场火灾,官方报告几乎都指向了“线路老化”。
“更奇怪的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了一丝颤抖,“昨天下午,那个高个子还假装跟我买烟,拐弯抹角地打听我们各家店铺的营业情况。”
“他都问了些什么?”郑建国追问道,心脏“怦怦”直跳。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关键的部分。
“他问我,‘老板,你们这儿晚上几点关门啊?’,我说十点。他又问,‘关门以后,市场里还有人值班吗?’,我说有啊,老张头在门房看着呢。然后,他又指着我们家铺子后面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电线问,‘这线路看着挺老的,没出过事吧?’……郑乡长,您说,一个买烟的,他打听这些干嘛?这不就是踩点吗!”